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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徐其翻、徐其玉、徐其友、徐其瑞诉被告石教兰返还财产纠纷案

发布时间:2009-12-14 17:49:41


    [要点提示]: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不影响双方有关扶养约定的效力。一方死亡后取得的扶养费应由另一方继受。

  [案例索引]一审:柞水县人民法院(2004)柞民初字第193号(2005年5月11日)

  [案情]

  原告:徐其翻、徐其玉、徐其友、徐其瑞

  被告:石教兰

  原告徐其翻、徐其玉、徐其友、徐其瑞与徐其林系同胞兄弟。父母去世后,五人均分立而居。2002年古历腊月25日,徐其林与被告石教兰(寡居)二人自愿及石教兰的四个孩子同意,由村民王树贵执笔立下《招书》,内容为:“徐其林招进王门为夫,经有王、徐户族及公亲、村干部、支书田兴有立字据为凭,徐其林至王家必须以为父之身,要承担一切扶养义务,如果徐其林中途抛弃老幼不管,如若石教兰及孩子兄弟四人中途对徐其林不管,按国家法律条款执行责任。现有徐其林提出四子王树涛改姓为徐,若王姓兄弟四人不把徐父当亲生父亲看待,不养老送终,按国家条例执行。以上条款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口说无凭,以招书为证”。并经徐其林与石教兰两家公亲及村支书田兴有等12人签字捺印后,徐其林即迁至石家与石教兰一家共同生活。2004年7月份,徐其林到山西省曲沃县杨溪乡920矿区打工,同年9月6日被矿洞落石砸死。同月8日,被告石教兰的次子王树松、女婿田兴华与村支书田兴有代表死者家属和矿区签订了《给死者补助协议书》,内容为:“于2000年9月6日,曲沃县杨溪乡920矿区修理通风道时,因上面掉石块,将徐其林打死,经矿区与死者方多次协商,给死者方一次性补清现金肆万伍仟元整,但死者方要要求不火化,运尸回家,车运费、安葬费、扶养费和路途中一切由死者方承担,补清此现款,事后不承担任何责任”。随后,石教兰亲属将徐其林的尸体运回柞水县柴庄乡石家安葬,支付各项费用后余款26000元。在此期间,原、被告因此款归属发生纠纷,经基层组织协调,双方同意将争议的26000元交由柞水县柴庄乡人民政府暂时保管。原告诉称,被告石教兰与死者徐其林同居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徐其林与被告石教兰的4个子女不构成继父母与继子女 拟制血亲关系,徐其林与被告石教兰的第四子王树涛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也未形成收养关系。矿方赔偿费除支付停尸、运尸、安葬费用后下余26000元的性质应为死亡赔偿金,应归属于死者徐其林的近亲属,即原告四人,要求被告石教兰返还26000元。被告石教兰辩称,徐其林与被告石教兰及其四个孩子签有抚养协议(招书),各自都按协议尽了自己的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应得到法律保护。四原告与徐其林是兄弟关系,但早已分家另过,未共同生活。在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四原告不享有继承权,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四原告的请求。

  [审判]

  柞水县人民法院认为,四原告之兄弟徐其林与被告石教兰以“招书”形式入赘形成婚姻家庭,未履行登记不符合我国婚姻关系成立条件,但在实际生活中,徐其林与石教兰及其子共同生活互尽家庭成员义务,他们之间已形成扶养关系之事实。徐其林在山西省死亡后,石教兰及其孩子搬尸回家,并按当地习俗安葬了徐其林,矿山的补助款按补助协议支付运尸、安葬费后下余26000元,应为抚养费项目,是矿山付给被告石教兰及其孩子的扶养费,四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此26000元为其所有,要求被告石教兰返还该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其翻、徐其玉、徐其友、徐其瑞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均未上诉。

  [评析]

  本案的争议的主要问题有两个,其一是如何理解《招书》的内容及效力,其二如何界定是26000元人民币的性质。

  一、关于《招书》的内容及效力

  在我县农村习俗中,男到女家“入赘”组成婚姻家庭,一般均需先订立“招书”,由男女双方及其亲属或村组干部同面,就双方婚姻关系的确立、以后子女姓氏、生养死葬等问题进行协商,并以“招书”的形式予以固定。“招书”的重要性,在当地群众看来,甚至重于婚姻登记。在本案中,被告石教兰与徐其林就是通过这种形式组成家庭的。从《招书》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徐其林“招赘”到王家(石教兰前夫家)与石教兰结为夫妻;二是徐其林与石教兰的四个孩子形成父子关系,四子王树涛改姓为徐;三是确立徐其林,石教兰及其四个孩子之间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它们的效力又如何呢?

   首先,由于石教兰与徐其林二人未办理结婚登记,依据我国《婚姻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石、徐二人并未确立夫妻关系,仅仅是一种同居关系。正因如此,依照【《婚姻法》解释(一)】第六条,在徐其林死亡后,石教兰是不能以配偶身份主张权利的。其次,由于徐、石二人未能形成法律上的婚姻关系,故虽然徐其林与石教兰的四个孩子共同生活,并尽了扶养义务,但他们之间仍未能形成法律上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在该《招书》中确定王树涛改姓为徐的约定,一是不能证实徐其林与王树涛之间有确立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的意思表示;二是即使他们之间存在收养行为,但根据我国《收养法》第十五条“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的规定,徐其林与王树涛未办理收养登记,收养关系不成立。最后,《招书》中关于徐其林对石教兰母子承担扶养义务、石教兰母子对徐其林养老送终的约定,应视为扶养协议条款。在徐其林与石教兰母子未形成合法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情形下,该扶养协议是否有效?答案应是肯定的。第一,徐、石二人未进行结婚登记,只能产生其二人未确立夫妻关系的法律后果,并不必然导致扶养协议条款的无效。我国民事法律规范从未禁止过“扶养协议”,根据民法“法未禁止即合法”的原理,以及《民法通则》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情形的规定,我国民事法律规范虽未明文规定这种“扶养协议”的效力,但也从未明文规定禁止这种扶养方式,且这一“扶养协议”并未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利益,也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所以,这一扶养协议应属有效的协议。第二,我国《继承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第56条规定有以“遗赠扶养协议”形式解决老年人的赡养问题的途径,本案中的“扶养协议”与“遗赠扶养协议”的区别只在于形式,即后者由受赠人对遗赠人生前进行扶养,而前者是徐其林对石教兰母子进行扶养,等石教兰的孩子成年后又对徐其林进行扶养。后者是单方抚养,前者是双方均负扶养义务,二者本质上并无区别,都解决的是扶养问题。因此,对本案中的“扶养协议”应参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其效力予以确认。

  二、关于26000元人民币的属性问题

  徐其林在矿难中死亡,矿方赔偿了45000元,在支付运尸、安葬等费后,下余26000元,这26000元钱的性质属于什么?原、被告双方各持一辞,原告认为这26000元不属于遗产,属死亡赔偿金,是受害人死亡后,赔偿义务人向死者亲属支付的抚慰性质的物质补偿。即使是属于遗产,也因徐其林与石教兰母子不存在婚姻家庭人身关系,被告无继承权。该笔款项应归死者徐其林的近亲属———原告们所有。被告认为,徐其林与石教兰及其四个孩子之间的扶养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都按协议尽了自己的义务,尤其是徐其林去世后,石教兰和四个儿子已按协议和当地习俗对徐其林进行了安葬,因此,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条一款的规定,石教兰及其四个孩子是徐其林的合法继承人。四原告与徐其林早已分家另过,未共同生活,且在徐其林去世后,不仅不参加葬礼,反而以要钱为由,阻止下葬,其要求返还财产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支持。法院认为,所谓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45000元系徐其林死亡后,矿方支付的运尸、安葬等费用,不在我国《继承法》第3条所列举遗产的范围之列,所以它不属于遗产,相应地,扣除安葬等费用后下余的这26000元自然也不是徐其林的遗产,因而不存在继承的问题。那么这26000元是否属于对死者亲属具有物质抚慰性质的死亡赔偿金呢?也不是,根据原告提交的与矿方签订的《给死者补助协议书》“给死者一次补偿现金肆万伍仟元整,但死者方要求不火化,运尸回家,车运费、安葬费、扶养费和路途中一切由死者方承担”的内容来判断,这45000元应包括车运费、安葬费、扶养费、路途费用等,并未载明有死亡赔偿金这一项目,故原告主张其为死亡赔偿的说法无事实根据,并且由此协议,可以得出这45000元在扣除车运费、安葬费、路途费用后,所余即为扶养费,即这26000元应属支付给石教兰母子的扶养费的结论。

   综上,死者徐其林虽然与石教兰母子未确立婚姻家庭关系,但他们订立的“扶养协议”却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属有效协议。徐其林与石教兰母子共同生活,履行了扶养义务。在徐其林死亡后,石教兰母子按当地习俗将徐其林的尸体运回,并予以妥善安葬,不仅尽到了生养死葬的义务,还体现了家庭式的情感,因此,依据《给死者补助协议书》列举的费用项目,将扣除运尸、安葬等费用后下余26000元确定为给石教兰母子的扶养费,既符合上述协议书的约定,又与徐其林、石教兰母子互相扶养的客观事实相一致,也不相悖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与理、与情皆相符。四原告要求返还财产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且其在徐其林死亡后,不积极、妥善处理后事,反而以要钱为由闹事,阻挠下葬,这种追逐利益而置手足情谊于不顾的做法令人不齿,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值得称道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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